“我交19%的增值税，和开咖啡馆的一样。算上所得税和社保，我交的比有些白领还多。你说，谁更不正经？”
她端起咖啡，手指上没有戒指，指甲涂成深红色。阿姆斯特丹的雨敲在窗上，她坐在我对面，眼神里没有一丝闪躲。
她叫艾琳娜（化名），40岁，来自罗马尼亚，在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工作了十二年。
这不是一个悲惨的故事。至少，她不允许我这么写。
“很多人以为我们很惨。错了，我们可能是荷兰最‘正规’的职业之一。”
艾琳娜说话很快，像连珠炮。
她告诉我，在阿姆斯特丹的橱窗区域，从业者必须年满21岁，定期做健康检查，向税务部门登记，然后——交税。
“我们交19%的增值税（BTW），和街角的面包店一样。此外还有所得税和社保，加起来总税负大概40%到50%。”
“但你知道荷兰普通白领交多少吗？也是这个数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比他们还正经，至少我不逃税。”
她说这话时笑了。笑声很大，旁边桌的客人回头看我们。
“我不是在炫耀。我是想说，这份工作给了我尊严。你懂吗？尊严。”
十二年前，她从罗马尼亚来到荷兰。最初在餐馆洗碗，一个月赚1200欧元，住在六个人挤一起的地下室。
“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橱窗里的女孩。她们穿着漂亮衣服，对着路人笑。我不是羡慕她们，我是羡慕那种——自由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。
“你知道吗，在餐馆洗碗，老板对你呼来喝去。但在这里，我是自己的老板。我决定几点上班，接什么客人，收多少钱。”
“交税换来什么？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。疫情期间，政府还给自雇人士发了临时救助金（TOZO）。如果生病了，医保管我。如果干不动了，有养老金。”
“这比很多打黑工的人强一万倍。”
我问她，这份工作最难的部分是什么。
她想了很久。窗外的雨小了一些。
“最难的是，所有人都觉得你应该很惨。”
“每次接受采访，记者都想让我哭。他们想听我说被强迫、被虐待、被剥削。但我不想讲那些。”
“当然有坏日子。当然有恶心的客人。但你问问任何一个做销售的女人，她们不也一样吗？被男客户灌酒、被摸手、被说下流话。她们能报警吗？能。”
“我们也能。按一下按钮，三分钟之内保安就到。这里是阿姆斯特丹最安全的街区之一，因为有太多摄像头和巡逻警察。”
她说，最让她生气的，是那些游客。
“他们拿着手机对着我们拍，像看动物一样。2020年政府禁止旅游团进入红灯区，我举双手赞成。我们是工作者，不是景点。”
“有一次，一个美国女人站在我橱窗前，对她老公说：‘天哪，她看起来好正常。’我当时就想打开门问她：什么叫正常？我化了妆，穿了内衣，站在这里。你觉得我应该什么样？满身伤痕？在哭？”
“我没有哭。我那天刚交了税，买了医疗保险，下午还去健身房练了一个小时。”
艾琳娜租的橱窗工作室在德瓦伦街区的一条小巷里。
她带我参观时，已经是下午三点。红灯还没亮起，街上很安静。
“这是我的‘办公室’。”她推开门，房间不大，十平米左右。一张床，一个洗手台，一把椅子，一个放安全套和润滑剂的抽屉。
“每天下午我开始工作前，会先打扫卫生。换床单，消毒，检查安全套的保质期。”
“你上班前不整理办公桌吗？一样的。”
她坐在床边，点了一根烟。
“很多人问我，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。我说，这是我的工具，也是我的资本。我每天健身，定期体检，吃得健康。因为我靠它赚钱，所以我更爱惜它。”
“你知道普通上班族有多少人颈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吗？他们没有我这个觉悟。”
她笑。但这次笑里有点苦涩。
“唯一不同的是，我的工作结束之后，没人跟我聊孩子和房贷。我回到家，洗澡，做饭，看电视。像所有人一样。”
“我有儿子。15岁，在布加勒斯特跟我妈住。他知道我做什么。一开始很难，但他现在理解了。”
“他说：‘妈妈，你比很多同学的爸妈都诚实。他们爸妈要么偷税，要么出轨，要么在背后说同事坏话。你至少光明正大。’”
艾琳娜说到这儿，眼眶红了。但没哭。
“我儿子说得对。这份工作让我供他上了私立学校，让他学英语和德语。他没有成为街头混混，他以后会去大学。”
“这难道不体面吗？”
我们聊到收入。
艾琳娜不肯说具体数字，但她算了一笔账。
“一个普通客人15到30分钟，50到100欧元不等。我每天工作六小时左右，一周五天。你自己算。”
“但别以为全是利润。房租每天150到200欧元，增值税19%，所得税和社保另算，还有健康检查、安全套、润滑剂、化妆品、衣服。这些都要钱。”
“每天至少要接五单，才能保本。剩下的才是赚的。”
“最差的时候？新冠疫情。2020年3月，政府要求我们关门。五个月，零收入。”
“但我也领到了政府的临时救助金（TOZO），虽然不多，但足够吃饭。因为我交了税，政府有我的记录。你知道当时多少同行感谢这个制度吗？我们是有保障的。”
她掐灭烟。
“有人说我们剥削女性。我说，真正剥削女性的是那些让女人没有选择的社会。十二年前我刚从罗马尼亚出来的时候，觉得女人要么嫁人，要么去意大利当保姆，要么去德国摘草莓。一个月几百欧元，寄回家一半，剩下的一半活在恐惧里——怕被遣返，怕老板不给钱，怕生病。”
“在这里，我合法工作，合法纳税，合法生活。没有人能随便把我赶走。”
“19%的增值税贵吗？贵。但它和所得税、社保一起，买到了我的自由。”
傍晚六点，红灯亮起。
街上开始热闹起来。游客、醉汉、情侣、好奇的年轻人，三三两两走过。
艾琳娜站在橱窗前，穿着黑色蕾丝内衣，对着窗外微笑。
我在远处看着她。
那一刻，我想起她说过的一句话：
“每个站在橱窗里的女人，都有自己的人生。有人供弟弟上学，有人给妈妈治病，有人攒钱开咖啡馆，有人只是为了离开一个打她的丈夫。”
“别只看到一个妓女。看到一个选择。”
她说过，荷兰政府正在减少橱窗数量。2015年关了18个，到2020年又关了一百多个。很多改成了艺术工作室或住房。
“也许再过十年，红灯区就消失了。但性工作不会消失。它只是又回到地下，变得不安全，不卫生，不被保护。”
“所以，别摧毁它。改进它。”
十点，她下班了。
穿上牛仔裤和毛衣，背上包，关上橱窗的灯。
走在街上，没人认出她。
她要去超市买菜，然后回家做饭。
明天再来。
最后我问她，如果可以对世界说一句话，你想说什么。
她站在街灯下，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在身后静静流淌。
“我交19%的增值税。我骄傲。”
“不是因为我有钱。是因为我靠自己活着。没有偷，没有骗，没有伤害任何人。我提供服务，客户付钱，政府收税。三方都满意。”
“这难道不是最正经的生意吗？”
她转身走了。
高跟鞋敲在石板路上，哒哒哒，越来越远。
红灯区的霓虹灯倒映在运河里，被雨水打碎，又聚拢。
我站在原地，想起她说的一句话：
“别可怜我。可怜那些没有选择的人。”
“而我，有。”
（本文基于对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多名性工作者的采访整理而成。文中艾琳娜为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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